《木兰诗》与《李波小妹歌》直述时事不同，以“木兰不知名”为标志而为虚构性作品，所歌咏者皆具北方民族习俗意味。
其一，情节设置突出人物的自豪。首先，从“军帖”“点兵”到“从此替爷征”，可见鲜卑族“俗贵兵死”的习俗，而女性的代父从军，北方少数民族多有“替父”“代父”担当的美德。其次，既然是木兰从军，为什么封木兰为尚书郎而不是将军？北魏制度，“尚书”是“女职”的高位，北朝史书、墓志文多载女尚书之事，如冯迎男、王僧男、杨氏等。女尚书，一是处理文书，二是侍从三宫，木兰不愿接受、也是读者所不能接受的。北朝习俗“自非宫人，皆黄眉黑妆”，诗末称木兰“对镜贴花黄”，强调木兰不在宫中。诗末“出门看火伴，火伴皆惊忙”，北朝女性多以“同火人”相称自己女性群体。又，“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”的戏剧化情节，本是北朝各民族民歌幽默诙谐的惯习，如“黄禾起羸马，有钱始作人”“童男娶寡妇，壮女笑杀人”以及“新买五尺刀，悬著中梁柱，一日三摩娑，剧于十五女”之类。
其二，意象与人物形象。战场意象，黑山、燕山为北魏与蠕蠕的作战之地。马的意象，北朝后期实施府兵制，“军户”从军者要自备战争物资，诗中为什么单单铺叙“市鞍马”的情况？鲜卑族自诩是马上民族，北魏太武帝给宋文帝的信中说：“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。”北方民族民歌，多有对快马的赞美，如后秦羌族民歌《琅琊王歌辞》：“快马高缠鬃，遥知身是龙。”《折杨柳歌辞》：“健儿须快马，快马须健儿。駜跋黄尘下，然后别雄雌。”鲜卑族历来有骏马崇拜，史载鲜卑慕容氏给郡马塑像。兔的意象。在北朝，兔为善应、吉兆，如北魏明元帝时，“有兔在后宫”，世称为邻国贡嫔嫱的“善应”，故多有“获兔”向朝廷“献兔”之举，《魏书·灵徵志》载“获白兔”“献白兔”共有50多例。诗以兔的意象煞尾，实际上是广告社会，木兰之类女性人物的出现，就是善应、吉兆。而“安能辨我是雄雌”，以女性口吻出之，更表明女性就是善应、吉兆的骄傲。
其三，北方女性习俗与英雄崇拜。在北朝文化中，女性的地位比较高，“恒、代之遗风”有“专以妇持门户”的风俗。拓跋鲜卑族女性以强悍闻名，如世祖保姆窦氏令诸将出击蠕蠕，大败蠕蠕。北方民族女性自有习武风气，多有战场立功者，如李波小妹就武功高强，如氐族苻登妻毛氏击败姚苌所袭，又如北魏将领氐族杨大眼妻潘氏，善骑射，人称潘将军。妇女戎装骑马亦是常事，《南齐书》载北魏习俗：“太后出，则妇女著铠骑马近辇左右。”拓跋鲜卑史诗有《真人代歌》，“上叙祖宗开基所由，下及君臣废兴之迹，凡一百五十章，昏晨歌之”，崇拜“真人”，就是鲜卑族中的英雄。北魏社会女性对英雄的崇拜，斛律族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，处女歌谣云：“求良夫，当如倍侯。”西魏猛将韩雄，其字木兰，东魏民间勇士韩木兰，“木兰”似乎是勇猛男子的代称，女英雄名“木兰”，既是称说其勇猛，更说明了“木兰”的女扮男装性。
其四，北魏政权，本是以拓跋鲜卑族为主体而融合各个民族而构成，木兰也并非单一民族，是融合北方各民族女英雄的形象为一体的。北魏乐府的“北歌”本是多民族乐歌，《木兰诗》在独创的基础上，也融合与整合多民族民歌，如取用其他歌曲“唧唧复唧唧”数句作为本诗的“艳”、大曲的引子；“雄兔脚扑朔”数句则作为大曲的“趋”或“乱”；整合各民族语辞，如蠕蠕、突厥民族的称呼“可汗”，其他如“唧唧”“明堂”“火伴”等；整合文人语辞，如“万里赴戎机”数句的工整沉着。
本来，古乐府取诗合乐，合并裁剪，北朝的民歌手与乐工把具有原型、本事的材料汇集、组合，《木兰诗》以北朝社会生活为材料来源，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学因素，在乐府音乐融合的氛围中，相互呼应并对映成趣，是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产生的。
（《清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5年第2期 胡大雷）